甘肃境内的汉长城

阳关和玉门关

    阳关和玉门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县境内，是汉代设在“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上的重要关隘。它们象是威武的战士，伫立于咽喉要道，迎送着古往今来的一切高朋与佳宾。
　　唐代诗人王维有首脍炙人口的《渭城曲》，诗曰：“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山阳关无故人。”那种幽怨凄凉的别绪，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对千古盛传的阳关心驰神往。从敦煌县城向西南行，不一会就进入浩瀚的戈壁滩。褐色的荒漠、远处偶然闪过一座座烽燧，好象把人们带入“胡烟与塞尘”（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那种古老而神秘的境地。再往前约一百四十里路程，爬上一座石岗，眼前陡然出现一片碧绿，这就是南湖。
　　南湖这一块奇迹般的绿洲，东靠祁连山尾大戈壁，西连无际的白龙堆大沙漠。在古代。这里原也有一座县城，汉代叫龙勒县，是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到了唐代，改名寿昌县，归沙州管领。当年的古城已被埋在沙漠中，那个相传曾经出过天马的渥洼池，虽然几经沧桑，但仍留下了一泓碧波，即今黄水坝。今日南湖这一带如画的沃野良田，正是勤劳的人们通过长期与风沙搏斗，在渥洼池底托起的一块无比珍贵的翡翠。
　　穿过绿树葱郁、渠道纵横的南湖田园，霎那间，就能见到一条叫龙勒山的山梁。相传从前有一匹龙马，朝发咸阳，暮及边关，在这里遗下了宝勒，也给这座山岗带来了美名。这一带有三座烽燧，分布在风蚀台地上。有一座烽火台雄踞高处，四面一片空旷荒寂，使这座烽火台更加显得雄伟，气势非凡。台旁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明：
　　墩墩山烽燧系汉代建筑，约公元前111——102年。现残高4.7米，上宽南北8米，东西6.8米，底宽南北8.8米，东西7.5米。为古阳关候望之地，故有“阳关耳目”之称。
　　离烽火台不远，有一个广阔的沙滩，俗称“古董滩”。在这里不时可以捡拾到古代陶器碎片、铜箭头、铜带钩、石磨和各种铁制工具以及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货泉通宝、榆梜钱等古代货币，还有产自西域的五色料珠、琥珀珠之类的装饰品残片。有时还可找到黑色的阳关砖，这种古砖质地细腻坚实，扣之发金石声；用这种砖石还可制名贵的砚台。这些埋没在风砂中的古代文物，使人依稀看到了当年阳关道上信使往返、商旅络绎不绝的盛况。
　　从古董滩向西翻越几道山梁，就能见到真正的阳关遗址了。与脚腕一样高低的墙基隐约可辨，碎砖破瓦满地散落。一九七二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曾发现大型板筑遗址，经过试掘，房基清晰，排列有序，面积有上万平方米；还发现窑址、耕地遗址，连地埂、水渠也明显可见，分布面积有十平方里。可见，这儿在古代曾是个人烟密集、经济繁荣的他方。
　　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地理形势作出判断，认为这里就是汉唐时代的阳关。据《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旧唐书·地理志》寿昌县条下：“阳关，在县西六里。”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图经》残卷记载：阳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迹见存。”上列史料，确指阳关在南湖西隅是无疑的。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开发了河西走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由酒泉郡分置敦煌郡，即史书所称的“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所辖的龙勒县设阳关和玉门关，都是都尉治所，分扼天山南北两路的咽喉，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朝在汉龙勒故地置寿昌县，阳关还在继续使用。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归国，也是取道天山南路，西入阳关。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唐天宝年间在安西都护府任职时，曾“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寄宇文判官》）。唐阳关已受风沙侵蚀，处沙漠边缘，成为荒漠边关的代名词了。由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争，大规模的开荒屯垦，破坏了这个地区的植被和水源，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黄龙滚滚东来。宋辽以后，人们迁离阳关；元朝以后，阳关和寿昌县城终于被流沙吞没了。
　　从阳关出红山口，向北约一百三十五里路程，便可到达玉门关。另有一路，从敦煌县城出西门，过党河，在戈壁上向西北行，经过人头疙瘩，再沿疏勒河南岸向西至大方盘城，南循戈壁也可西至玉门关。玉门关位于敦煌县城西北一百六十多里一个叫“小方盘”的地方。广为传诵的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有着这样的诗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他真实地描画出了古代苍凉、辽阔的边塞风光，玉门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玉门关废墟遗址，是一座破旧的四方形小城堡，耸立在茫茫沙海中的砂石岗上。关城周垣尚在，面西有一门，而北垣一门已堵塞。城堡是用黄胶土板筑成的，城墙高达九点七米，东西宽二十四米，南北宽二十六米多，面积有六百三十多平方米。周围尚有营垒、炮台、古塔之类的遗址。从城北的废墩处挖掘出来的汉简，记有“玉门都尉”字样。巴黎藏石室残本《沙州图经》亦载玉门关，谓“周回一百廿步，高三丈”。这些材料说明，玉门关的位置和城墙大小，与今日小方盘关城大致相合。玉门关自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一直设在敦煌；隋唐以后，玉门关关址东移至瓜州晋昌（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
　　登上古关城堡，可见四周空阔浩瀚的景色，异彩闪烁的风姿。关城近处地形低洼，形成一个圆形的盆地，沼泽上芦苇丛生，胡杨茂密。关城旁横卧干涸的疏勒河，河川上大大小小的卵石灼灼发光。河两岸伸延着累累的沙丘。沙丘间杂着丛丛红柳以及沙漠上特有的野卉。远处，北面有北塞山绵亘不绝的峰峦，南面是青海长云暗雪山。浩瀚的沙漠与古老的城垣相映，会使人骤然涌起一股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自豪之感。
　　在小方盘城西北四十里，还有大方盘城。城在疏勒河南，分内外二重，外城垣倾圮已尽，唯北垣仅存少许。内城分三室，面南各自辟门。原来四周均有碉楼，大多仅存残基。伦敦藏石室本《敦煌录》载：“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大方盘即古之河仓城，是当时的大粮仓，储藏粮草以备戍边和交通所用。我国考古学家曾在这一带掘得石碣，上面所刻的文字说明晋武帝时犹在这里建城，西边不远的玉门关也当还未废弃。
　　从玉门关城堡向西北瞭望，大道遗址在沙漠的掩没下隐约可见。这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北道。《元和郡县志》载：“玉门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和龟兹（今新疆库车）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再由此向西南行，经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可到达安息（今伊朗），最后通往印度、西亚以至欧洲诸国。公元四世纪，著名的佛学翻译家鸠摩罗什，经玉门关到武威，以后到长安。相传鸠摩罗什路过这里时，所乘的白马死在敦煌，曾建塔埋葬。至今，这座白马塔在沙州古城东南角（今党河公社红星塔一队）的棉地里，依然巍峨屹立，铁铃叮当。通过玉门关这个门户，中国的丝、丝织品和土特产输送到西方，西域以及以西各国的葡萄、石榴、核桃、苜蓿和文艺、宗教也相继传到中原。西域的美玉珠宝晶莹璀璨，天下誉称。珠玉经雄关输入中原，关城也由此而得名“玉门”。玉帛象征友谊和富庶，丝绸之路源远流长。
　　汉长城蜿蜒萦曲，从玉门关的北面绕过。今日，从敦煌东北与安西交界处的北湖，直到玉门关西三十里的西湖终点，还保存着三百多里汉代长城的遗址。现残存的长城高三米、基宽三米、预宽一米，由沙砾石、黄土和芦苇、红柳分层交错夯筑而成，至今仍很坚固。在长城线上，保存烽燧七十多座。从长城终点马迷兔向西北、西南方向的两条不同路径上，也分布若干烽燧，继续延至新疆。由玉门关向南伸向阳关，直至党河口，共筑有烽燧九座。建在风蚀台地上的这些烽燧，其中有一部分保存较完整，高耸挺拔。烽燧顶部有小屋，戍者的居室、火坑、炉灶以及守望时上下的阶梯，依稀仍可辨认。亭障遥相联属，伸向远方，平时“十里一扬鞭，五里一走马”，传递信息；一旦遇到敌情，点燃积薪苇炬，逐烽相传。玉门关附近一座座亭障的残墙断垣，使人们尤易想起“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的古代征战生活。
　　小方盘的城墟、附近的古城和烽燧，出土的“流沙坠简”，伴着沙漠的驼铃声，向我们讲述着玉门关的兴衰和时代的变迁。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今日人民“引得春风度玉关”早已开始谱写着历史的新篇章。

     连绵起伏、宏伟壮丽的万里长城，人们习惯地说它“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那只不过是指明代长城而言。其实，我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修筑过长城，就在河西走廊明代长城的北侧，也还有一道汉代长城。它的终点在距嘉峪关以西五百多公里的敦煌西湖，年代也比嘉峪关的明长城早一千三百多年。
　　西汉时，为了对外抗御匈奴骚扰，加强边塞设防，对内安定百姓生活，巩固中央集权，保证撍柯窋畅通。以加强同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和友好往来，由秦长城的终点临洮开始，向西设亭障至盐泽（罗布泊），并修筑长城经河西走廊张掖、额济纳旗、金塔、嘉峪关、玉门、安西等地，直到敦煌西湖的马迷兔附近。不过，当时的长城叫“塞”或“塞垣”。至今在酒泉地区的金塔、嘉峪关、玉门、安西、敦煌等地，还可见到汉长城的遗迹。仅在敦煌市境内，就有一百五十公里的汉代长城遗迹。除北线长城外，在敦煌境内由玉门关到阳关，由阳关到党河口，由终点马迷兔到湾窑等均筑有长城支线，当地称为边墙子。此外，在北线长城的南侧，祁连山麓，汉代还修筑了一条塞墙，以防南羌。若将汉代北线，南线以及支线的长度相加，那么，仅在酒泉地区就近一千公里长。
　　汉代烽燧多呈底宽上窄的方柱形，主要建在长城内侧，也有极少数是建在长城以外的。汉代烽燧的结构，主要有四种：一是用黄胶土夯筑而成，一是用天然板土、石块夹红柳、胡杨枝垒筑，每隔二、三十厘米，铺一层芦苇；另一种则完全由石块筑成，每层石块间铺芦苇一层；较多的一种是用土击（土坯）砌筑的，每三至五层土击间隔一层芦苇，苇层较薄。土击一般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四厘米左右，为黄土、砂砾掺短苇筋制成。有一烽燧的土击，几乎不见土，完全是用砂石和苇筋，不知当时是如何制成的，叫人看了实为感叹。
　　汉代烽燧的距离，群众习惯称为“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据实地考察，并非如此，有的近不到一公里，有的竟有一二十里之遥。烽燧建在较高的地方，其高度也不同。如建在雅丹地貌的台地上，因台地本身就比附近高出十几米，所以烽燧较低，一般仅二米多高。而建在戈壁上的烽燧，一般都高达七米以上，在敦煌西湖一带，由于干燥的气候，一些烽燧至今仍然保存完整，有的残高十米左右，底部每边宽达七至八米。烽燧顶部，四边有不高的女墙，形成一小屋。烽台下面有若干小房子，一般有“坞”（院墙）。烽燧的主要作用是传递消息，举火报警，以防外来敌骚扰和侵入，同时，也为往来使者、商队补充给养。报警的方式主要是举燔苣、燃积薪，其主要材料仍是芦苇。根据“烽火品约”的规定，白天煨烟，夜晚举火，以示传递消息，敦煌境内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但一些长城烽燧保存完好，就连当年堆放的“积薪”也竟能保存下来，有的烽燧积薪多达十五堆。大的积薪边长二米多，高一米三以上。“苣”的长度也不一，在敦煌考古发掘的实物表明，长者达二米四左右，短的也有六十厘米。也曾发现只有八厘米长的用蒲草做成的“引火苣”。

汉代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为敦煌郡属县中最西一县，而阳关、玉门关又分别在龙勒县以西和以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视阳关、玉门关—线为敦煌郡西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汉图就是按照这个传统说法画出的。最近，马雍同志著文认为，汉代敦煌郡要远远包括玉门关以西一大片地方，其西境应到达罗布泊东岸（《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1期）。但是马雍同志提出的论证很值得商榷，因此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马雍同志根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的记载，认为按照《地理志》的通例，凡某郡下注有某山、某水，这些山水必然全部或部分在该郡辖境之内。蒲昌海即今罗布泊，白龙堆沙即今罗布泊东北盐碱地，因楼兰（鄯善）在罗布泊西岸，所以敦煌郡西境应到达罗布泊东岸。这个论断是不是正确呢？不错，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地理志》某郡下注某山、某水，这些山水自然应该属于该郡，但是《汉书·地理志》所载沿边诸郡，却有不少例外。例如，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临芜县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仙海，一称鲜水海、西海，即今青海湖；盐池，又名允谷盐池，即今青海湖北朵海。这一地区汉代为先零羌所据，平帝元始四年（一作五年，公元4年或5年），王莽诱使塞外诸羌内属，羌族酋长良願愿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及平地美草予汉民，汉以其地为西海郡，事见《汉书》平帝纪、王莽传。《汉书·地理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断限，未列西海郡，因此金城郡下记载的仙海、盐池，当时并不在没版图之内，更不用说属金城郡了，又如五原郡稽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稠阳县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古城湾；石门障在今大青山昆都仑沟南口；光禄城在今大青山昆都仑沟北口，约当今乌拉特前旗的小召门梁古城，其北西斗铺、银号等地今有汉长城遗址（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载《文物》1977年5期）。光禄城因近边塞，又称光禄塞，《汉书·匈奴传》载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留居光禄塞下”。支就、头曼、虖河、宿虏等城，今地无可确指，但据《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的记载，当和光禄城一祥同为徐自为所筑，各城离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很远。宣帝以后，汉和匈奴大致以长城为界，平帝时，匈奴乌珠留单于曾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汉书·匈奴传》），故武帝时所筑的光禄城，宣、平时既已近边塞，则其西北的支就、头曼、虖河、宿虏等城，当时应在匈奴境内而不属稒阳县。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记载的“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并不能证明这两地也在该郡辖境之内。
　　二
　　《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盐泽为蒲昌海的异名，也即今罗布泊，马雍同志根据这条材料，认为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汉朝据有河西走廊，先后分置四郡，其西面的敦煌郡自然也要西至盐泽。这一推断似难成立，因浑邪王降汉后，汉朝没有在其地立即设置郡县，因此不能视作后来所设敦煌郡西界的根据，历史记载说明，汉牢固控制盐泽一带，是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大宛之役结束以后，其根据是：（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车）张骞第二次奉使西域，其后汉使频繁西山，而楼兰受匈奴指使，“令其兵遮仅使”（《汉书·西域传》），匈奴奇兵也“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因而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宛贵族曾说：“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史记·大宛列传》），所谓“盐水中数败”，就是指上述楼兰和匈奴遮杀汉使的事件，盐水即盐泽，可见浑邪王降汉后不久，匈奴势力又深入到盐泽一带；（二）太初年间弍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遣骑兵至楼兰，企图阻绝汉使，“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弍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汉书·西域传》），任文屯玉门能捕获匈奴俘虏，则当时玉门关附近必有匈奴活动；（三）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王恢、赵破奴击破楼兰后，汉仅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史记·大宛列传》），而大宛之役后，置亭障“敦煌至盐泽”（《汉书·西域传》），亭障的延伸，反映了汉朝向西控制的扩展。由上可见，《大宛列传》浑邪王降汉后西至盐泽空无匈奴的记载，应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后短时期内的情况。那么，其后敦煌郡西界是否在盐泽一带呢？敦煌郡西与西域接界，关于敦煌郡与西域之间的界线，也有不少记载可资探索：（一）《汉书·西域传》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于葱岭。”明确指出西域的范围，东以玉门关、阳关与内地相接。又《西域传》在叙述西域的交通道路时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可见出了玉门、阳关即属西域。另《西域传》记有城郭诸国至首都长安及都护府洽所乌垒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东）的道里，而在婼羌、鄯善、县度、大月氏、康居和乌垒城等地，还记载了东至阳关的距离，也是阳关为西域东界的一个旁证。（二）《西域传》说：“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边汉使”，楼兰在白龙堆一带为汉使向导，显见其他不在敦煌郡境内。《西域传》又记载，平帝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戊已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学，避白龙难之阸”，也证明白龙堆在西域境内，否则作为西域的屯田长官，设法“避白龙堆之阸”就超越他的管辖范围了。《汉书·匈奴传》还记载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杨雄上书云：“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六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向龙堆而寇西边哉！”所谓“西边”，当即指内地设置郡县地区即敦煌郡的西界，既然说“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可证白龙堆在西域都护府境内，而其分界线必在白龙堆之东。此外，班固《西域传》赞也说：“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也是把白龙堆作为西域界内叙述的。由此可见，敦煌郡西界在玉门关、阳关一线，白龙堆在西域境内，证据确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汉图敦煌郡西界画在两关一线，不为无据。至于是否画得太紧靠两关，关外是否竟无尺寸地属敦煌郡，那倒是又当别论的，总之，马雍同志以白龙堆为在敦煌郡界内，则显与史实不符。
　　三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弍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苏联吉尔吉斯费尔干纳一带），攻郁成（今苏联吉尔吉斯乌支根）不能下，引兵而还，汉武帝闻之大怒，遣使阻于玉门，李广利恐，因留敦煌。玉门关在敦煌西北，汉武帝既已西阻于此，李广利岂反能留于关东的敦煌？对于这个疑问，本世纪初以来，前人续有讨论。沙畹、王国维等认为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后始迁至敦煌西北；夏鼐、向达则主汉玉门关始终在敦煌西北，并无迁移之事，惟武帝阻李广利之玉门为酒泉郡的玉门县；今马雍同志又以敦煌郡西界应西至罗布泊东岸，玉门关外亦属敦煌郡境，所以李广利虽被阻于玉门关外而仍可称留敦煌，以证夏、向等玉门关并无迁移之说。但据上所考，敦煌郡西界在玉门关、阳关一线断无可疑，则《大宛列传》的记载又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实属疑惑，然细检史籍，玉门关有迁移之说，也不能不予以重新考虑。
　　《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玉门县，其地在敦煌东，约当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王国维认为玉门且即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夏鼐、向达也以汉武帝阻李广利的玉门即此玉门县；马雍同志刚据《地理志》玉门县下颜师古注引阚駰云：“汉罢玉门关屯，徒其人于此”，以县当置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不哀痛之诏“由是不复出军”（《汉书·西域传》）以后，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师时尚无此县。按阚駰之说，《太平寰宇记》所引较颜往为详，其文为：“《十三州志》云：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才径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陇右道肃州玉门县下引）玉门县究得名于地形？抑或得名于罢徒之玉门关屯？其说实有矛盾，近人陈梦家已见及此，陈云；“据所述，则先有玉门关。后有玉门县，但《十三州志》称其地石门周匝，则似得名于地形。”（《玉门关与玉门县》，载《考古》1965年9期）可见阚駰之说本自相矛盾，则其徙玉门关屯始设玉门县之说，也未可尽信。又以征和三年（公立前90年）武帝下诏罢西域屯田之议“由是不复出军”，玉门县或置于其后，亦属推测之词，因据史籍和出土汉简，未见有汉一代玉门关有罢弃之事，既已有玉门关又于邻郡设同名的玉门县，似不合清理，若玉门关本在敦煌东，西迁后于其地设玉门县，而其西迁之关仍名玉门关，则于理可通，其例如据汉简和《地理志》敦煌郡的宜禾都尉，原治宜禾，后徙移昆仑障，仍用宜禾之号（《流沙坠简序》，载《观堂集林》卷十七）。除此以外，《大宛列传》记李广利第二次出师伐大宛时，有“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初，弍师起敦煌西”多记载，都以敦煌为大军出发点。但《汉书·西域传》载征和三年武帝诏书中却说：“负食出玉门迎军”，亦似太初后玉门关已取代敦煌为汉西边的据点。
　　玉门关在太初或稍后可能有迁移，有一个疑问为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一带出土有“酒泉玉门都尉”简，论者皆以此简年代应在敦煌尚未建郡以前，这个问题这里需要加以讨论。关于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汉书·武帝纪》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地理志》为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多数学者皆从《武帝纪》，但据《史记》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元鼎六年始设酒泉郡，而敦煌郡系由酒泉郡分置，故疑《武帝纪》记载也未可信，至于《地理志》置于后元之说，《史记》大宛列传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匈奴列传》太初元年、《汉书·刘屈氂传》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已见敦煌郡，所以应不是初置之年，则陈梦家曾考订敦煌郡约置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的107——前106年），大致可以信从。据上，此“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似在元封四、五年以前，当时的玉门关也已在今敦煌西北，元封在太初之前，这就与玉门关在太初或稍后有迁移不合。因此，“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是否确在敦煌尚未置郡以前，还需要另加考虑。《史记·大宛列传》载，天汉初（公元前100年）“敦煌置酒泉都尉”，这条材料前人未详加解释，《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云：“徐广引别本，置字在都尉上”，但《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有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的记载，是天汉以前酒泉已设都尉，则徐广引别本“敦煌、酒泉置都尉”也甚可疑，今本“敦煌量酒泉都尉”似也不误。会不会因为酒泉都尉已于二年前被杀而后移置于敦煌、或即酒泉玉门都尉呢？也有可能原属酒泉郡的玉门都尉在关西迁之初仍沿用旧称。如果玉门关在天汉初西迁。也可和史籍记载大宛之役后始自敦煌至盐泽筑亭障相符合。另外，酒泉玉门都尉名为护众，另一在小方盘城一带出土有明确纪年的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简，玉门都尉也为护众，两者同为一人，如“酒泉玉门都尉”简的年代在敦煌未设郡以前，则敦煌郡如置于元封四、五年，护众在玉门关任职已有十五年以上，如敦煌郡置于元鼎六年，护众在玉门关任职几达二十年，名为护众的玉门都尉，长期无升迁，似属疑问，如与《史记》所云置于敦煌的酒泉都尉约当同时或即此酒泉玉门都尉，则商太始仅有七、八年，同为一人的可能性就更大。据上推测，玉门关在太初时有迁移之说，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不过其迁移时间未必是太初二年。
　　本世纪初以来，今敦煌和玉门市赤金堡一带均有带“玉门”的汉简出土，但是还不能解决玉门关有无迁移的问题，要彻底揭开这个谜，看来尚有待于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现。

敦煌西湖汉长城烽燧遗址

在通讯发达的当今时代,生活在西北偏僻小城的敦煌人向北京或者西安的朋友或亲人传递、咨询一条信息，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或发拍电报，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可是，在遥远的汉代，边防哨所的戍卒，从玉门关传递敌情消息至京城长安（西安），可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和轻松，他们传递消息、信息的形式是比较复杂的，从现有的资料显示，主要借用烽火来传递消息。现在敦煌西湖戈壁上屹立的座座烽火台就是古代边防军人守卫边疆的很好历史见证。本文就着重从汉代烽燧的结构、构成材料、作用、烽燧的管理、烽号的类型、传递速度等方面，对汉代烽燧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

　　西汉占有河西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经营西域，在占有河西的当年（前121年），先设立了酒泉郡，之后又相继“分置武威、张掖、敦煌郡”。在置酒泉郡的同时，又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的门户，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即设置酒泉郡的同时，就开始修筑令居（永登）以西边防——亭、障、塞、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105年）开始修筑酒泉以西边塞“酒泉列障至玉门矣。”《汉书·赵充国传》载:“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公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汉书·西域传》也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盖得职，于是自敦煌西止盐泽往往有亭。”按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终于太初四年（前104-101年），可知敦煌西止罗布泊一段的长城建成于太初年间。现查明，在今敦煌西北的戈壁上，东起安西东碱墩，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蜿蜒朝西，经东泉、大方盘、哈拉淖尔、玉门关、后坑子、吐火罗、天桥墩、湾腰墩??正西直入盐泽（罗布泊），在延绵一百多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分布着烽燧八十一座。这些烽燧遗址至今保存完好，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已然整齐的在附近堆放着，个别烽燧攀登烽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脚窝仍清晰可见。1906年-1908年和1913年-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两次对敦煌长城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并逐个发掘，共窍走汉代简牍七百八十九枚。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闫文儒先生对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与试掘，出土汉代简牍38枚。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长城调查组，于6、7月完成了敦煌县境内七十一座烽燧遗址的调查，并对马圈湾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时共开探方１9个，发掘面积1900平方米，出土苣、转射、麻纸、尺、毛笔、石砚、丝毛织品、取火器以及印章、料珠、盖弓帽、五铢钱、铜镞、青铜器、铁器、木器、梳、篦、漆器以及古器残片、狩猎工具、草、苇、竹编织器等残件、草鞋、丝棉、麻布、麻线、麻布鞋及麻布制品等实物337件,出土汉简1217枚,内容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碟书、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1]。此后，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和历次的安全检查中，也出土了不少实物和汉简。这些珍贵的遗址、遗物，为我们研究汉代边郡军事设施活动、屯戍活动、中西交通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尤其是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对敦煌地区的汉代都尉、候官、候长、燧长与城、障、坞、燧等的关系，汉代的塞墙、天田、烽燧的规模、布局、结构、修筑的方法和职能等等都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对确定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为研究王莽与西域各国以及匈奴的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二

　　烽燧又名亭、障、斥候。亭和障统称烽燧墩，大的叫障，小的叫亭。亭也称亭燧，《说文》曰:“燧，塞上亭守燧火者也。”《说文》又说：“烽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蔷夫、游檄”[2]。以此可以看出，亭燧就是边塞基层组织之居址建筑。障指烽燧或障、堡、坞的外墙，也叫围墙，障墙较厚，一般基础厚4米以上，坞墙厚约7米左右，另一种没有障的建筑，只有坞和烽台，应是候长或者隧长的治所。坞墙内，一般靠墙盖有房子，住人或贮藏物品之用[3]。斥候，又名候望，多设于两国交界之地，《索隐》:“案许慎、淮南所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其主要职务在于窥视敌情，察出入[4]。烽燧的周围不仅有坞（烽燧的旁边士卒住的房屋）、厕所、马圈等设施，还遍布虎落（所谓虎落就是削尖了的竹、木、尖桩，有规则地埋于塞墙外，为偷袭之敌设下的陷井和暗器）[5]。坞墙顶均筑有女墙，女墙内嵌有“转射、深目”，女墙后为候望戍卒升举候表、施放苣火等烽火信号的装置。烽燧一般都居高临下，大部分建在戈壁滩的风蚀台地上。敦煌西湖汉长城沿线的烽燧多属这种情况。例如:厌胡燧、涉昌燧、马迷兔教、马迷兔东墩等都建在20-30米高的风蚀台地上。建造烽燧选用的台地最低也在4米左右。从调查的情况看，烽燧底基面积最大的在71.44平方米，如牛头墩，面积最小的0.96平方米，如马迷兔东北墩。高度一般在2-10米左右，其中廾里大墩的通高达到了9.1米，为现存西湖汉长城沿线保存最高的一座烽燧。这些烽燧的构筑方法大致上有以下几种:一是用黄土夯筑，夯土中竖插红柳棍，棍上绕有芦苇结，以加固夯层，如牛涎水墩;二是用一层土坯一层芦苇砌筑而成，如显明燧;三是用三层、四层或者五层土坯不等夹一层芦苇砌筑而成，如富昌燧、廾里大墩、墩子湾墩等;四是烽燧中心用土坯砌成，外层以碱土块夹红柳、芦苇堆砌，如牛头墩;五是烽燧中部为夯土，外包澄泥块夹芦苇、胡杨等构筑，如后坑墩;六是用一层砂砾夹一层芦苇的方法筑成，四周包以澄泥块，如仓亭燧;此外，还有利用自然地形削成的，如北湖东碱墩。其中用前三种方式构筑的烽燧最多。在缺水少料的戈壁滩上建造这么多的烽燧，就是现代的人们去建筑，也是极其艰难的，更何况是交通不发达，运输工具、生产工具落后的古代，筑造这些工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
　　汉代西北边郡的军事系列有五大系统，即烽燧（候、塞、障、燧）、屯田（田官）、仓禀（仓库）、邮驿（关、驿、邮、亭、置、传、厩）、野战驻军（都尉、千人、司马）、在五大系统中，野战驻军是主力军，驻屯无定居，具有快速反击和远程作战能力，以骑士为主，辅以必要的步兵。[6]烽燧是边塞系统的骨干，其职能与今日军队边防哨所近似。汉代的烽燧有一套完善的管辖体系，烽燧管理层次分为四级，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僚属等，都尉下辖若干候官，假官管若干部，部设有候长、候吏和士吏，有三十人至十人不等，部下即燧，燧设有燧长，机构称“暑”，少者三至六人，多者十人，戍卒中必须有三个昼夜守望，其余人或砍伐积薪，或巡塞，或制作汉简作炊事。烽燧候望系统的主要职责在于“明烽火，谨候望”，侦察示警、通讯联络、以对小规模入侵之敌进行反击。候望吏卒虽为定期常驻役戍，但不负军事战役，凡有较大规模的战役一般均由李陵统帅的这类部队去完成，从人数、武器供应等方面看，也不能与“野战部队”相提并论。烽燧由候官、候长率领戍卒防守，总体上来讲，吏卒的职责有四点：一是防守所在燧的安全，望敌情，施放信号，传递敌情消息;二是保卫屯田;三是检查和保护往来客商使旅的安全;四是支援附近郡县的防务。

　　三

　　施放烽火信号，传递消息这是烽燧防守戍卒的一个重要职责。据新旧居延汉简所载，汉代烽火的信号标志，大致可分为五类:烽、表、烟、苣火、积薪。在这五类信号中，烽是草编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笼形物;表是布帛旗帜;烟是烟灶高囱所升烟柱;苣火乃举燃苇束火把;积薪为巨大的草垛，昼燃视其浓烟，夜则熊熊大火。其中前三种主昼，苣火主夜，积薪日夜兼用。关于这五种信号的应用,吴骧先生在《汉代蓬火制度探索》一文中将敌情分为五品，即:第一品，虏十人以下在塞外者;第二品，虏十人以上在塞外，或一百人以上、五百人以下入塞者;第三品，虏一千人以上入塞，或五百人以上、一千人以下攻亭障者;第四品，虏一千人以上攻亭障者;第五品，虏守亭障者。与敌情的品相适应，汉代的蓬火信号拟分为五级，即:第一级，昼举一蓬，夜举一苣火，毋燔薪;第二级，昼举二蓬，夜举二苣火，燔一积薪；第三级，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二积薪;第四级，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三积薪;第五级，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苣火。亭上蓬与离合苣火，为紧急情况下的特殊信号。汉代的蓬火信号，除以三蓬、三苣火、三积薪为极限，以定敌情品级外，据居延、敦煌各地出土的蓬火记灵，还以“通”来定蓬火应灭的时间。如“到北界举坞上旁蓬一通夜坞上”13.2（甲16），“旁蓬一通夜食时”[349.14（甲1777）][7]。这里所称的“蓬”，即以缯布制作，又有蓬干，鹿卢等设施，显然指不燃的“表”。
　　烽火报警，事关重大，故务求迅速、准确。汉代烽火逐烽传递的速度，据下引举书残简:“[夜]过半通府去降虏隧百五十九里当行一时六分定行五时留迟三时四分解何”181·1Ａ（乙132版）[8]。据此，汉代蓬火一汉时约行99汉里。按，西汉行十八时制，一昼夜当行1782汉里。据陈梦家先生推算，一汉里约相当于今325米。若以此数折算汉代蓬火传递速度，一昼夜当行579.15公里。[9]新简“居延鸣沙里去太守府千六十三里”（ETP50·10）。张掖太守府治得,这段路途,按邮书每时行十里计,需六昼夜。新简“诣府定行十三日给俸不便”(EPT53·128)，约是居延至得乘轺车运行的时间。牛车需行廿余日。烽火最快只需十时六分半。若再继续传至京师长安，约需廿五时，全程二昼一夜（卅六时）可达[10]。依此推算，从敦煌传出烽火到长安只需三昼二夜（60小时），在两千年前，这可是高速了。烽火制度是汉代边塞防御制度的核心。为了保证烽火制度的严格执行，在汉代边塞防御体系中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诸如对吏卒的职责和日常训练与考核，对候望军纪与蓬火装备的专职督察，对士卒功过的考察与奖惩，对烽火信号的记录与上报，对军事情报的通报与警备命令的发布??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2000年前的汉代，边防戍卒就是凭着这些防御设施抵抗侵略，守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确保了两关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的伟大业绩将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参考资料:
　　[1]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
　　[2][3][5]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第七章、军事与防御。
　　[4]张维华《长城建置考》上编。
　　[6]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第六章、经济措施。
　　[7][8][9]吴骧《汉代蓬火制度探索》。
　　[10]初师宾《居延烽火考述》。

汉敦煌郡宜禾、中部都尉有关问题考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敦煌、居延所出汉简等文物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踏勘，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敦煌郡宜禾、中部二都尉所辖长城塞垣、治域、所属候官及其治所，以及候望燧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对前人研究成果，或纠缪，或补充，并有新的收获，堪称总结性的新成果。

　　一、宜禾都尉诸候官辖域、治所

　　现已明确，汉敦煌郡四都尉中，宜禾、中部、玉门三都尉自东向西分段统辖都之北境长城塞垣，阳关都尉统辖该郡龙勒县市境塞垣；宜禾都尉辖域东与酒泉郡西部部尉接界，西止于宜禾候官临介燧，与中部都尉毗邻。据林梅村、李均明的材料，宜禾都尉辖区为今安西西沙窝东北至瓜州故城（清代瓜州城，今瓜州乡）西，安西以西至双塔堡，布隆吉北至疏勒河转弯处1。当之，其东西总长约150公里。
　　据T6b烽（斯坦因编号，即凌胡燧）所出木简：“宜禾部烽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之145简，《敦煌汉简释文》之1683简），学界普遍认为宜禾都尉下设五候官，其次序自东向西为：广汉、美稷、昆仑、鱼泽、宜禾。则每一候官平均辖长约30公里的塞垣。
　　1．广汉候官　1981年敦煌酥油土汉燧出土D38：15简记：“官乃丙子虏可二百余骑燔广汉塞格至其夜过半时虏去□□□□□□□□（《敦煌汉简释文》1369简）。“塞”即指长城，“广汉塞”即是广汉候它所辖长城塞垣，约东起于今疏勒河转弯处之安西县与玉门市交界的蘑菇滩（三道沟镇北约12公里），西止于九墩（T41f）以西，长约30公里。塞垣沿疏勒河北岸延伸，途经减沟堰、八墩（T41m）、桥湾魏晋墓群、桥湾古城、桥湾火车站等地。大段破毁严重，仅见断续残基，几乎全系就地砂石垒砌，间有夹压柴草者，外观上呈现为一条起伏延伸的砂石梁。
　　于此段塞墙南侧，即桥湾火车站南1.5公里许，发现汉代城址一座，当地名九墩古城。城垣已很残破，南北50米许，东西的10米，暴露少许汉灰陶片，其规模、形制与敦煌小方盘城（玉门都尉治所）相似。该城应即广汉候官治所。
　　2．美稷侯官　所辖长城塞垣大抵为九墩以西，经高皇庙、双塔水库，至双塔农场段，长约34公里。
　　其间穿越雅丹地貌区，风蚀破坏严重，现存遗迹断续残长约15公里，为残宽6～12米，残局0.8～1.6米的砂石梁，有的顶部残存加压的罗布麻。此区段内未发现汉代古城遗址，候官治所难以确定。但在此段塞垣中部有唐玉门关关城一座，位于双塔村（即清雍正六年建双塔堡）以北3公里，1958年修建双塔水库时关城被没入库中，每年冬季枯水时可部分露出水面。
　　关墙坍塌严重，南北160米，东西155米，基宽3.5～4米，东垣残高0.3～0.4米，其余三垣残高0.5～0.75米，门1，西开。四周环绕护城河，河宽12米，深2米。地表散落碎砖块、石条、素面灰陶片等物。
　　要。唐玉门关城是否利用汉美稷候官城增修扩筑而成？目前尚难认定，但由其位置的重要来看，或许有此可能。
　　3.宜禾都尉治、昆仑候官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广至，县名，笔者考得其城址即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2，昆仑候官所辖塞垣在该县域内。宜禾都尉府设于昆仑候官障中。所辖塞垣约相当于双塔农场西经小宛农场至北干沟段，均位于疏勒河南岸，长约28公里。塞垣因穿越农场垦区，人为破坏严重，大段缺失，较完整的仅断续留存5公里。据《通典》卷174，唐瓜州晋昌县“有昆仑障；汉宜禾所居，故城在县界，后魏明帝正光中置会稽郡于此。”《太平寰宇记》卷153记得更为具体：“宜禾故城，汉宜禾都尉所居，城在（晋昌）县西北界。”《明一统志》卷37亦如是记载。笔者考得唐瓜州晋昌县治即今安西县桥子乡南8.2公里处的锁阳城遗址3，晋昌县西北界，上述昆仑塞所经地域恰可当之。昆仑障无疑在这段塞墙域内。在此段塞垣中部，即小宛农场场部西3公里许，安西县城东18公里（鸟道），农口坝北360米，残存一座古城遗址，今名小宛古城。城垣夯土版筑，略呈方形，南北182米，东西179米。墙基宽10米许，顶宽4.5米。四面各筑马面一座，南开门，有瓮城残迹。
　　城内城周已被辟为耕地。散落遗物为汉至唐代的各种灰陶片、碎砖块等，该城当为汉唐时期城址，应即汉宜禾都尉治所昆仑障。北魏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中所置的会稽郡。城址规模较大，适可作为部尉居所，城垣又有马面，当为北魏置那时或后代增修。
　　又据《晋书·地理志》，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分敦煌郡东部5县、酒泉郡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则该城在西晋时即为会稽县城。
　　笔者还考得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会稽镇亦在此城4。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将西晋会稽县治定为今玉门市西北玉门镇附近，误。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将会稽镇定为今玉门市赤金城附近5，亦误。
　　4.鱼泽候官　所辖塞垣约相当于北干沟口至四工段，长约28公里，亦因穿越绿洲垦区，大段破坏严重。亦以砂砾构筑，基宽6～8米，顶宽1.8米，残高1.2～1.6米。该候官所治之鱼泽障，王国维根据为，简中“府”者，谓敦煌太守或都尉府，白鱼泽诣敦煌之书，经过T28烽，而曰入西蒲书，则鱼泽必在T28之东，鱼泽障当在敦煌东北百余里6。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惜这一带今已无诚障遗址可考。如从此段塞垣、烽燧分布状况来看，T38a烽，当地称煨烟墩，位置居中，未知是否为鱼泽障？
　　5.宜禾候官　所辖塞垣约相当于四工至酉沙窝段，长约30公里。穿越疏勒河南的戈壁荒滩地段，人为破坏较轻，绵延不断，气势壮观、多以砂砾、夯土夹红柳、胡杨等筑成，残高一般0.8～3米。恰在该段塞垣中部，即西沙窝东10余公里，芦草沟北10公里许有一古城遗址，斯坦因编号T379。然而遗憾的是笔者在这一区域尚未找到此城，其详情不明。据见过该城的老乡们说，城垣较大，已很残破，周围散落成片的碎陶片。该城应即宜禾候它驻所。城址正处于芦草沟下游汉唐古绿洲中部，这一古绿洲范围达200余平方公里，昔日渠流萦绕，田连阡陌，唐代以后沦为沙漠7。这一古城名为“宜禾”，其地在昔日可谓名符其实。

　　二、中部都尉候望燧次考

　　《汉书·地理志》：“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王国维据T28、T27、T22b等烽所出汉简考得，中部部尉下辖步广、平望二候官，而步广候官于王莽时改为万岁候官；平望候官所辖青堆燧即T22b烽，所辖朱爵燧即T19烽，此二燧之间自为平望辖境8。
　　1981年敦煌西湖酥油土汉燧（D38）出土一批木简。D38:12简记：“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过伦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写重案候官亭燧”；D38:13简记：“七月丁未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它写移檄到”（以上二简见《敦煌汉简释文》之1366、1367简）。据之敦煌县文化馆认为中部都尉自西向东下属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四候官，而无步广候官9。然而笔者则认为，步广候官的存在是无疑的，不仅《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而且在汉简中亦言之凿凿。《敦煌汉简释文》1272简（采自小月牙湖东墩，即T23g烽）：“步广候官破虏燧戍卒宋外”。2220（A）简：“月八日莫宿步广一敕情候望恐”。并有步广烽、亭之设。2195简：“望步广烽”。1933简：“□亭长胜受步广亭长产”。至于上述简传达。至于是否王莽时改“步广”为“万岁”，据目前资料尚难证明。因而笔者认为，中部都尉应下设含步广候官在内的五个候官。由上引出自小月牙湖东墩（T23g烽）汉简知，该烽当为步广候官所辖的破虏燧。依此烽位置推之，则步广候官辖域应在中部都尉所辖塞垣的中部。由此该都尉五候官由东向西序次应为：万岁、吞胡、步广、破胡、平望。居中的步广候官为都尉治。
　　中部都尉统辖区域，东起万岁候官扬威燧，与宜禾都尉宜禾候官临介燧接界，西止于平望候官朱爵燧（T19）。《敦煌汉简释文》2180简：“□尽时万岁扬威燧长石伋受宜禾临介卒赵诗”。2189简：“□月十二日庚辰夜大晨一分尽时万岁扬威燧长许玄受宜禾临介徒张均”。2228简：“……永平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中时，杨威卒□□受临介卒赵仲”。据之知宜禾候官辖最西一燧为临介燧，万岁候官辖最东一燧为扬威燧，二燧临界，其位置约在今西沙窝北端附近。又据2117简（T19烽所出）：“平望朱爵隧蝱矢铜候百……”，则T19烽为朱爵燧。该燧与玉门都尉玉门候官之最东端的大方盘城毗邻，则应为平望候官，亦是中部都尉辖最西一烽。中部都尉由杨威燧至朱爵燧直线距离约120公里，考虑到塞垣实际走向的蜿蜒迂曲，其实际长度约140公里，与宜禾都尉所辖塞垣长度近之。每一候官所辖塞垣长度，二都尉亦近之，均约30公里左右。又知玉门都尉玉门候官所辖范围东西长34公里10。依此推之，汉长城每一候官管辖塞垣长度大体有一定制，约合今30公里许。

　　三、中部都尉诸侯官辖域、治所

　　1．万岁候官　约管辖安西县西沙窝以西至西湖南沙窝段塞垣，长约30公里。塞垣基本连贯，保存较好，亦以砂砾、夯土夹红柳、胡杨、芦苇或罗布麻筑成，亦有纯砂砾堆砌者。底宽一般3～5米，残高1～2.5米。南沙窝近侧安西县博物馆编8号烽燧附近存障城一座，黄土夹砂砾版筑，南北70米，东西99米，残高1～1.5米，障之西北角连接长城。此障规模较大，依其位置应为万岁候官治所。
　　2．吞胡候官、步广候官　二候官约管辖安西、敦煌二县交界处西至哈拉湖东岸段塞垣。东起安西县西湖南沙窝，西经东碱墩（T29）、大碱滩、国营敦煌约55公里。大碱滩附近墙段遭受强烈风蚀，多已残断不全。穿越黄墩子农场段人为破坏严重，损毁殆尽。垒墩子以西段保护较好，墙体基本连贯，残高1.5～2.5米。位于东破墩东略偏北2.2公里长城内侧的T28烽，出土汉简70余枚和封泥匣、木印章、钢镞、铜带扣、丝织品残片等物，烽侧还有障城遗迹。所出一简记：“万岁东西部吞胡东部候长燧次走行”（《敦煌汉简释文》2221简），此商或为中部都尉下达万岁、吞胡候官之檄书残简，据之此障有可能为吞胡候官治所。由此简又知万岁候官下设有东、西二部候长，吞胡候宫下设东部候长。
　　位于国营敦煌农场场部东北6公里、党河汇入疏勒河人口处东南13公里的西碱墩，即T24，障城，障墙土墼砌筑，层间夹压红柳，正方形，每边长32.6米，残高1.5米。障内东南隅有小屋残址两间，亦土墼砌筑。障西北隅为烽燧，烽残高6.3米，底基6.4米×6.4米，夯土夹压芦苇筑成，共24层。此障正位于步广候官辖域，规模较大，又靠近党河干流（紧贴今党河北干渠东岸），水源供给方便，沿觉河河岸大道正南34公里可直达沙州故城（汉敦煌郡、县城），交通便捷，且其东北11公里（疏勒河南岸3公里）和其西北12公里（疏勒河南岸2公里）处又各置有一座城障——今分别名砂石墩、土窑墩，以为其北部屏蔽，因之笔者认为T24障当为步广候官驻所，亦即中部都尉治。砂石墩，即T25，位居长城之外10余公里，据阎文儒1944年的调查，其残高7.6米，底基每边长7.6米，烽顶有小屋残址，四面各长4.5米；烽南有方形城障遗址，城障东垣24.7，南垣25.5，西垣28.4米11。土窑墩亦在长城之外10余公里，T25正西17.5公里，斯坦因漏编，残高6米，烽侧见城障遗迹。T25和土窑墩为中部都尉府（T21）伸向长城之外的两座军事堡垒，对于都尉府可有效地起到军防屏蔽作用。又，土窑墩正北略偏西6公里的疏勒河北岸高阜又有汉燧一座，亦斯坦因漏编，今无名，残高5米，为敦煌境内迄今所发现的疏勒河以北仅有的几座汉燧之一，该燧无疑为T24的北部耳目。由此可见，T24居于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作为都尉治所，诚可当之。
　　上考小月牙湖东墩（T23g），即破虏燧，靠近哈拉湖东岸，可能为步广候官所辖最西一烽。
　　小月牙湖，四经烟筒梁、茶湖坡、人头疙瘩、青土崖子、老崖子南、大泉口、马房梁子，至于香炉墩，长约25公里。仅在哈拉湖南岸东段与南泉以北的烟筒梁之间见长约5公里一段残垣，残高0.5～2.5米，其余地段因受盐碱侵蚀（靠近湖岸，地下水位很高）、风蚀和人为破坏，毁损殆尽。候官治所目前尚无直接资料证实，据塞垣、烽燧分布状况推断，T23a烽可能性最大。该烽居此段塞垣中部，又处五门关至敦煌古道近旁，古道遗迹至今仍存，此一带其它烽燧均偏离古道；该烽北部又有T22d、e、f请烽屏蔽，南部137米处有T23烽拱卫，因而T23a很有可能为破胡候官治所。
　　4．平望候官　酥油土D38烽所出D38:39简：“平望青堆隧惊候符左券齿百”；D38:38（A）简：“十二月戊戌朔博望隧卒旦徼迹西与青堆隧卒会界上刻券へキ”；D38:38（B）简：“十二月戊戌朔青堆隧卒旦徼迹东与博望隧卒会界上刻券へ显明”（以上三简分别为《敦煌汉简释文》之1393、1392（A）、1392（B）简）。据之知平望候官所辖的青堆隧紧邻博望燧，西青堆，东博望，二燧“会界”。王国维考证青堆燧即T22b（D40）烽，准此。则紧邻其余的博望燧应为T22C（D41）烽。该烽紧傍哈拉湖西岸，塞墙直抵湖边，其东最近的烽燧也在7公里之外，据此敦煌县文化馆认为平望候官辖区西起于朱爵燧（T19、D33），或东止于博望燧12。笔者同意此看法，则此段塞垣长约25公里。塞垣东起于哈拉湖两岸，西经二里半戈南、叉湖南，西止于大方盘城北。仅存塞垣两段：一段自哈拉湖西岸向西南方向延至卡子墩，长约7公里；另一段位于大方盘城东北，长约4公里。波罗湖南岸和条湖南岸未发现长城遗迹，很可能这里原本就未筑塞，而以湖泊为天然屏障。
　　平望候它治所王国维考证在T22a（D36），即酥油土墩，主要依据该烽所出“入西书二封，一封中部司马诣平望候官……”简；敦煌县文化馆则认为应在D38烽，因该烽所出木简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还有平望候官封检。两说各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依据烽燧所出简文来作判断无疑颇为重要，但还应和其它方面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如从平望塞垣、烽燧分布状况、位置来看，T22a和D38烽均偏居东部，且不在交通大道近侧。而T21烽即今卡子墩则位置显要，既在此段塞垣中部，又在玉门关至敦煌古道近旁。烽台已倾圮，残高3米，烽东连接坞壁，坞壁内有小屋残迹两间，并发现汉简。该烽或有可能是平望候官治所。
　　朱爵燧（T19）以西段塞垣属玉门都尉管辖，据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玉门都尉府治小方盘城，该部尉下辖玉门、大煎都二候官，其辖区西止于榆树泉盆地吐火洛泉西南的大煎都候官广昌燧（T6d、D1）；以显明燧（T8、D16）为界，以东属玉门候官，以西属大煎都候官；玉门候它治所为马圈湾烽（D21），大煎都候官治所为凌胡燧（T6b、D3）13。其详情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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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拙著《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4
　　3.拙著《唐代瓜州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3
　　4.拙著《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新考》，待刊。
　　5.文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l990年。
　　6.8.王国维《流沙坠简后序》，《观堂集林》卷17。
　　7.拙著《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3
　　9.12.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l984年。
　　10.13.《敦煌马圈湾汉代峰燧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上）》，《社会科学战线；1986.4

    甘肃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对酒泉以东地区的汉代长城进行考察时，新发现了30座烽燧、2座大型障城和2处汉代长城的附属防御建筑“天田”。专家称，此次考察基本上掌握了这一地区汉代长城的结构、走向和烽燧的数量以及长城周围的地理环境等诸多资料，是近年汉长城考察中收获较大的一次。
　　甘肃拥有战国、秦、汉、明等各时期的长城遗址，素有“长城天然博物馆”之称。其中汉代长城在甘肃省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197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者开始对境内汉代长城遗址进行系统性考察。此次对河西境内汉代长城的考察，是系统性考察的最后一部分。
　　河西走廊酒泉以东地区是甘肃境内唯一汉、明长城并存的地区，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考古队员从玉门市到兰州市的永登县，沿2000多公里的汉代长城遗址，考察了近百座烽燧和7座大型障城，除新发现的烽燧和障城遗址外，还发现了两段4至5公里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汉代长城的附属防御建筑“天田”。
　　此次考察的首席专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邦湖介绍，“天田”主要是用于防止敌人夜间偷袭的原始“预警系统”，以往发现的几处“天田”遗址都因损坏严重只剩下少量的痕迹，不能作为“天田”存在的证据。岳邦湖说，汉长城在逐渐接近内地的地方，由于防御作用弱化，多以壕沟代替塞墙，旁边建有烽燧，其中部分地段的壕沟深度达3至4米。
　　此次考察的另一主要收获是确定了汉、明长城的具体走向，否定了此前关于部分明长城是在汉长城基础之上建立的说法。（完）